引言

2026年10月19日，国家税务总局通报3起纠治“开票经济”案件，其中一起发生在广西南宁。2023年至2025年，广西南宁轩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轩鹏公司）以虚假资质承接多家地方国企的生猪购销业务，累计对外开票近88亿元，同期取得发票约22亿元。交易路径是轩鹏公司把生猪卖给国企，国企转卖给轩鹏公司实际控制的广西一品担食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一品担公司），一品担公司再卖回轩鹏公司。合作初期回款及时、获利稳定，此后轩鹏公司以“急需预付生猪采购款项”为由，诱使国企向银行贷款提前付款，一品担公司则以“公司账户临时受限”拖欠货款。实际控制人覃应宁失联逃往境外，其中一家国企损失即达6000万元。目前税务部门已立案查处并暂停两家公司发票使用，公安机关正在侦办。

国企手握两份合同，上游欠它货，下游欠它款，为何两头落空？笔者的判断是，这笔损失在交易结构定型时已基本注定，事后的诉讼与追赃只能在很窄的范围内改变结果。

一、国企在链条中的位置，决定了它承担的是放款人风险

把三方合同叠在一起看，货物没有移动，移动的只有资金和发票。国企用银行贷款向轩鹏公司预付货款，又给一品担公司留出付款账期，一进一出之间，国企是在用自己的信用为同一控制下的两家公司垫资，换来一笔固定价差。经济实质上这是一笔借款，期限是预付到回款的时间差，利息就是价差。

国企以放款人的方式出钱，却没有放款人的任何保护。其一，没有担保，贸易合同里通常没有抵押和保证。其二，没有货权，通报认定绝大部分购销为虚假生猪交易，预付款不可能转化为国企可以控制、处分的存货，所有权保留、质押都无从谈起。其三，两个债务人只有一个信用，一品担公司由轩鹏公司实际控制，上游违约之日就是下游违约之时，国企以为分散在两端的风险，集中在同一个实际控制人身上。

这正是国资监管多年禁止的结构。国务院国资委《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贸易管理 严禁各类虚假贸易的通知》（国资发财评规〔2023〕74号）提出“十不准”，包括不准参与特定利益关系企业间开展的无商业目的贸易，不准开展对交易标的没有控制权的空转走单，不准开展无商业实质的循环贸易，不准开展任何形式的融资性贸易。国资委2026年3月3日答复咨询时明确，该文规范的是原始采购端与最终销售端均在集团外的“两头在外”贸易，本案国企从轩鹏公司买、卖给一品担公司，正属此类。74号文直接约束中央企业，地方国企是否参照执行要看地方国资规定，但其列举的风险特征对任何国企都成立。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京会协专〔2023〕4号专家提示列出的舞弊迹象，如上下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、货物控制权全程未变更、合同背靠背，本案几乎全部具备。

二、三条追偿路径为什么都走不通

（一）合同之诉，定性之争只决定能主张多少。国企起诉首先面对合同性质的认定，结论有两种可能。

1、认定为通谋虚伪的融资性贸易。依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四十六条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23〕13号）第十四条，以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买卖合同无效，被隐藏的借贷关系另行判断效力。国企出借的是银行贷款，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，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，民间借贷合同无效。国企由此只能请求返还本金和资金占用损失，价差与违约金落空。若法院进一步认定国企主导了交易模式，处境更差，最高人民法院（2021）最高法民终435号案即认定出资方主导交易模式，对形成虚假意思表示负有主要过错，其要求其他当事人赔偿损失的主张不能成立。

2、认定国企确系受骗。国企若能证明自己确实意在买卖生猪，与轩鹏公司之间不存在虚假意思表示的合意，则可依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四十八条以欺诈为由请求撤销合同，或者维持合同追究违约责任，撤销权应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。这条路在法律上更有利，难点在证明。法院判断各方真实意思，看的是上下游是否关联、货物是否流转、价差是否固定、付款安排是否背离常理，这些恰恰是国企事前没有核查的事项，诉讼中很容易反过来成为推定其知情或存在重大过错的依据。

笔者认为，两种定性之下，国企能主张的上限都是本金，差别只在利息、违约金和过错分担，决定钱能否回来的是债务人的偿付能力，任何定性都改变不了这一点。在常见的融资性贸易中，出资方尚可追究通道方的补充责任，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（入库编号2023-08-2-103-013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（2021）沪02民终9083号，2022年7月1日）即判令过桥方在借款人不能清偿部分的40%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。本案链条由同一控制下的两家公司首尾相接，国企之外没有第三个有清偿能力的主体可以分担损失。

（二）人格否认，扩大责任财产但不创造财产。两家公司受同一控制，若存在人员、财务、业务混同，国企可依《公司法》第二十三条主张相关公司对彼此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这一主张便于把两家公司的财产合并保全和执行，但两家公司同时失去清偿能力时，合并后的财产池依然见底。

（三）刑事追赃，程序和进度都不在国企手中。公安机关已经介入，国企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，法院会依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（法〔2019〕254号）第一百二十八条至第一百三十条判断是否受理、是否中止。若轩鹏公司方面最终被认定构成诈骗类犯罪，国企的损失主要通过《刑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追缴、责令退赔解决，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一百七十六条，被告人非法占有、处置被害人财产的，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，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。实际控制人身处境外，资金已被挪作他用，追回多少、何时追回都难以预期。

此外，银行贷款是国企自己的债务，与贸易链条的结局无关，必须按期偿还。税务上，国企取得的轩鹏公司发票对应虚假交易，进项税额面临转出，其向一品担公司开具的销项发票同样与实际经营不符，账面损失还会进一步放大。

三、风险在哪一刻失控

回看全过程，有两个节点值得反复复盘。第一个是准入。轩鹏公司凭虚假资质进入多家国企的业务链条，而生猪交易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可以向第三方核验的凭证，核验成本并不高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国企合同反过来成了轩鹏公司向税务机关骗取发票额度的“背书”，国企的参与本身放大了这场骗局。第二个是付款模式的切换。“样板交易”阶段回款及时，国企承担的是正常交易风险，轩鹏公司提出预付、国企借银行贷款支付的那一刻，交易已由买卖变成放款，审批却仍按采购走流程。笔者认为，这一时点本应触发重新评估，标准也不复杂，把价差折算成年化收益与贷款利率比较，两者接近的，就应按借款审查，要求担保或者直接拒绝。

四、律师提示

1、对开展贸易业务的国企。穿透核查上下游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高管、注册地址和联系方式，供应商与客户存在关联或特定利益关系的，原则上不做。以货权凭证而非合同和发票确认交易，生猪等活体交易应核验检疫证明、运输和入库记录。不接受上游预付与下游赊销同时出现的安排，确需预付的，以银行保函或足值担保覆盖，分批见货付款。以银行贷款支付贸易款项的，单独履行融资决策程序。

2、对已经出险的国企。尽快申请财产保全，同时以被害人身份向公安机关提交损失材料，确保纳入追赃退赔范围。诉讼前先评估自身对虚假交易的知情程度，再决定主张欺诈撤销还是违约，注意1年撤销期间。税务上主动与主管税务机关沟通进项转出和已开销项发票的处理，有证据证明自身被骗、没有主观过错的，可依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主张不予行政处罚。

3、对相关责任人员。损失发生后，国企内部的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会随之启动。若轩鹏公司方面被认定构成诈骗犯罪，签约、履约中严重不负责任的国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，还可能面临《刑法》第一百六十七条签订、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追究。现有通报并未涉及国企人员责任，不宜预判。

结语

本案中，国企每一步都有合同、有发票、有回款记录，形式上无可挑剔。循环贸易的风险藏在合同之间的关系里，单看任何一份合同都发现不了。签约前把上下游放在一起核查一遍，远比出险后打三条路的官司有用。据《中国税务报》报道，税务总局与国资委近期已联合发布通知，治理国有企业“开票经济”问题，全文尚未公开，后续执行口径值得持续关注。